中國禮儀之爭:爭論背景,爭論序幕,政治風波,羅馬早期反覆立場,在華教士分裂,教皇極-九游会j9

1582年，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及利瑪竇抵達肇慶，為近代天主教入華揭開序幕；

1644年清兵入關時，天主教入華已62年，傳教士協助編制曆法，獲清廷信任，天主教在華得以迅速發展；

1664年，耶穌會住院共38所，來華人數累計82人，全國的教堂已經有156座，全國天主教徒達245000人之多。

康熙帝

1665年，發表《辟繆論》，批評湯若望曆法不準，當時鰲拜不滿漢人及外邦人參議朝政，於是支持楊光先，把湯若望收押獄中，天主教在華發展直挫，史稱“曆獄”。

往後，康熙帝執政，推倒鰲拜，重新起用外邦人。利用西方發明貢獻清朝，建立天主教士的聲望，南懷仁亦與與安文思共同上奏，為平反。

1669年（康熙八年）9月5日，康熙頒旨：“惡人捏詞天主教系邪教，已經議復禁止。今看得供奉天主教並無惡亂之處，相應將天主教仍令伊等照舊供奉。”康熙初年，成為傳教士在中國的蜜月期。

1689年，清朝與俄羅斯準備劃訂疆界，商議，精於拉丁文的傳教士負責代表中方與俄人溝通，這條條約最終亦是以拉丁文簽訂。南懷仁等亦協助清廷鑄造火炮，鎮壓三藩之亂。他們準確預測，使皇帝可以為相關祭奠做好準備；一些耶穌會傳教士則成為宮廷畫家。

1692年（康熙三十一年），康熙下達一道容教令：“查得西洋人，仰慕聖化，由萬里航海而來。現今治理曆法，用兵之際，力造軍器、火炮，差往俄羅斯，誠心效力，克成其事，勞績甚多。各省居住西洋人，並無為惡亂行之處，又並非左道惑眾，異端生事。喇嘛、僧等寺廟，尚容人燒香行走。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，反行禁止，似屬不宜。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，凡進香供奉之人，仍許照常行走，不必禁止。俟命下之日，通行各省可也。”這道容教令，標誌著傳教士的勢力攀上高峰。

禮儀之爭的序幕，背後是一場天主教“華化”的爭論。1601年，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抵達北京，一度自喻為“”，但他旋即發現中國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。他相信要中國人接受天主教，必須從士大夫階層著手，他於是改稱為“”，研習儒家文明，穿起士大夫服飾，向中國人介紹、地圖、天文等西方技術，以此表明他們並非“”。

利瑪竇

然而，中國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關拜偶像的描述，如何處理祖先崇拜成為天主教入華的關鍵。利瑪竇決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儀式；只要不摻入祈求、崇拜等迷信成分，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。他又主張以“”稱呼天主教的“神”（英語的“god” 或拉丁文的 deus），並指“上帝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國上古文獻。利瑪竇的傳教方式為耶穌會傳教士奉行，稱為“利瑪竇規矩”。

1610年，利瑪竇去世，死前指定義大利人接任教會中職務，龍華民成為引發“禮儀之爭”的第一人。他1597年（明萬曆二十五年）進入中國，先在傳教，1609年入北京，對利瑪竇的思想和傳教方法有不同看法，但利瑪竇死後才提出。當他接任中國耶穌會總會長後，主張廢除“天”、“上帝”、“”、“靈魂”等詞，一律採用譯音，並天是指蒼蒼之天，而“上帝”並不是代表造物主，主張把deus譯為“陡斯”。也有人主張只許用“天主”，而不能用“天”與“上帝”之稱。

耶穌會教士雖然對兩派主張意見分歧，但為避免紛爭鬧大，耶穌會決定焚毀五十多篇反對利瑪竇的作品，統一該會立場，這次糾紛亦只成為會內事務，但到了1628年，在華傳教士亦曾在江蘇舉行會議，討論敬祖及deus的譯名問題。與會者意見很不一致，但最終認為敬孔祭祖問題應沿用“利瑪竇規矩”；對於譯名，則主張採用龍華民一派的音譯。

直至多明我會介入，禮儀之爭才正式升級。多明我會在華傳教事業，起步較耶穌會略遲。當耶穌會教士在中國朝廷及士大夫階層享有聲望時，1631年1月2日或3日，多明我會的神甫才從菲律賓抵達中國福建北部的，正式開始對華傳教，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報告，指責耶穌會寬容中國信徒祭祖、尊孔，終引起羅馬教廷介入。

早期的禮儀之爭仍是基督教徒的學術問題，並未演化成國家之間的政治議題，但隨著各在華天主教會的競爭加劇，教會各自尋求羅馬教廷的支持，爭論才演化成政治事件。事件中，羅馬教廷的態度亦多次轉變。

1643年，多明我會士黎玉范返回歐洲，向羅馬教廷傳信部提出十七個問題，控告：

一、中國信徒是否應與其它天主教徒同例，每年舉行認罪及聖餐一次？

二、教士對婦女行洗禮時，可否不用口津及鹽，以及免除過量之塗油？

三、中國信徒如時，是否允許其徵收百分之三十的利息？如系以放債為生，在其皈信天主之後，是否讓其繼續經營此種營業？

四、是否允許中國信徒向社會祭神典禮捐獻財物？

五、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政府舉行之祭典？

六、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祭孔典禮及喪葬祭拜之儀？

七、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禮及舉行其它祀祖儀式？

八、在對中國人舉行洗禮之先，應否告其天主教之教義絕對禁止敬拜偶像及舉行其它祭典？

九、中國信徒尊敬孔子，可否用“聖”字？

十、中國信徒在其會堂中所懸匾額，對於皇帝應否用“萬歲”字樣？

十一、對於中國非信教徒，可否舉行彌撒典禮？

1645年9月12日，羅馬教廷經批准，發布通諭禁止天主教徒參加祭祖祀孔，但到了1651年，耶穌會教士到羅馬向教皇申辯，1656年教皇決定準許照他們的理解參加祭孔等活動，只要不妨礙教徒的根本信仰。這兩道矛盾的命令反映教廷對這一爭論仍未有結論。

1667年，因“曆獄”而被羈押在廣州的包括耶穌會、多明我會、方濟各會會士共23人召開了一場長達四十天的會議，討論在華傳教的方針，最後通過的決議之一，是遵守1656年的裁定。其中多明我會士始終持不同意見，在獲釋後立即返歐，並於1676年在出版《中國歷史、政治、倫理和宗教概觀 （tratados historicos， politicos，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）》一書上冊，三年後又出版下冊，抨擊在華的傳教方式，羅馬的耶穌會總會於是緊急將該書寄至中國，並要求各地的會士傳閱並提供駁斥的論據。羅馬教廷經過討論，決定不更改1656年的命令。

1687年，法王派遣法國耶穌會士以修訂曆法的名義赴華，在北京建立法國耶穌會。該會成員大多反對所謂“利瑪竇規矩”。法國是1653年成立的傳教機構。

1693年（康熙三十二年）3月26日，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主教打破各方妥協，在他所管轄的福建代牧區內，發布了禁止中國教徒實行的禁令，自此將爭議迅速擴大。使這一原本純宗教學術的問題，逐漸演變成為清王朝和梵蒂岡之間的國家政治之爭。梵蒂岡在1701年（康熙四十年）和1719年（康熙五十八年）先後派和兩位特使來華，期間羅馬教廷也發布了一系列的禁教令。鐸羅使華以失敗而告終，嘉樂來華後“康熙接見嘉樂宗主教前後共十三次，禮遇很隆，對於敬祖的問題，當面不願多言，也不許嘉樂奏請遵行禁約。嘉樂宗主教因有了鐸羅的經歷，遇事很謹慎。看到事情不能轉圓時，乃奏請回羅馬。”

雖然之後的歐洲輿論認為是一種哲學而非宗教——因為它不符合西方宗教的標準，但堅持儒家的祭典與天主教教義衝突。

1704年11月20日，教皇（pope clement xi， 1700年-1721年在位）發出禁約，規定：

一、西洋地方稱呼天地萬物之主用“斗斯”（deus [god]） 二字，此二字在中國用，所以在中國之西洋人，併入天主教之人方用“天主”二字，已經日久。從今以後，總不許用“天”字，亦不許用“上帝”字眼，只稱呼天地萬物之主。如“”二字之匾，若未懸掛，即不必懸掛，若已曾懸掛在天主堂內，即當取下，不許懸掛。

二、春秋二季，祭孔子並祭祖宗之，凡入教之人，不許作主祭、助祭之事，連入教之人，並不許在此處站立，因為此與相同。

三、凡入天主教之官員或進士、舉人、生員等，於每月初一日、十五日，不許入行禮。或有新上任之官，並新得進士，新得舉人生員者，亦俱不許入行禮。

四、凡入天主教之人，不許入祠堂行一切之禮。

五、凡入天主教之人，或在家裡，或在，或逢弔喪之事，俱不許行禮。或本教與別教之人，若相會時，亦不許行此禮。因為還是異端之事。凡入天主教之人，或說我並不曾行異端之事，我不過要報本的意思，我不求福，亦不求免禍，雖有如此說話者亦不可。

六、凡遇別教之人行此禮之時，入天主教之人，若要講究，恐生是非，只好在旁邊站立，還使得。

七、凡入天主教之人，不許依中國規矩留牌位在家，因有“靈位”等字眼，又指牌位上有靈魂。要立牌位，只許寫亡人名字。再者，牌位作法，若無異端之事，如此留在家裡可也，但牌位旁邊應寫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。

以上我雖如此定奪，中國餘外還有別樣之理，毫無，或與異端亦毫不相似者，如齊家治國之道，俱可遵行。今有可行與不可行之禮，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奪。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，許行，相反者，拒決斷不許行。”

公元1715年，又頒布“自登基之日”（the bull exilladie）的通諭，重申必須絕對遵守1704年的禁令，否則將受逐出教會的處罰。所有傳教士必須宣誓服從。

1705年（康熙四十四年）羅馬教廷帕特使來華，1707年多羅在南京發布禁令，康熙令將多羅押往澳門交人看管。1710年，多羅死於澳門監獄中。

康熙四十四年（1707年），康熙帝為澄清中國禮儀之爭，派遣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出使羅馬教廷，隨行。艾若瑟，樊守義到達羅馬後，將康熙皇帝關於多羅來華及中國禮節問題和西洋教務問題的旨意，詳細向呈述。教皇不願艾若瑟返回中國，至1718年，羅馬教皇收到康熙皇帝朱筆文書，方才放行。

康熙六十年（1721年）康熙閱取羅馬教廷特使所帶來的“自登基之日”禁約後說：

“覽此條約，只可說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。況西洋等人無一通漢書者，說言議論，令人可笑者多。今見來臣條約，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。彼此亂言者，莫過如此。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，禁止可也，免得多事。欽此。”

為此頗為擔憂。因此在嘉樂宣布教皇諭旨時，附加了八條變通的辦法：

一、準許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；牌位上只許寫、先妣姓名，兩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。

二、準許中國對於亡人的禮節；但是這些禮節應屬非宗教性質的社會禮節。

三、準許非宗教性質的敬孔典禮。孔子牌位若不書寫"靈位"等字，也可供奉，且準上香致敬。

四、準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頭。

五、準許在中焚香點燭，但應當聲明不從流俗迷信。

六、準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陳果蔬，但應當聲明只行社會禮節，不從流俗迷信。

七、準許新年和其它節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頭。

八、準許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點燭，在墓前供陳果蔬。”

但這並沒有使康熙皇帝改變主意，傳旨曰：“中國道理無窮，深奧，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。”

1721年3月，離華返歐。1733年，北京的兩位主教向宣布“嘉樂八條”及1715年通諭，令其遵守。1735年，教皇（pope clement xii， 1730年-1740年在位）認為“嘉樂八條”與教義不合，宣布廢除。

教宗於是在1742年頒布“自從上主聖意”（ex quo singulari），重申“自登基之日”禁約。這個通諭還禁止在華傳教士討論"禮儀"問題。十四通諭宣布之後，“異論頓息，人心翕然，迄今二百年，各省傳教神父，勿論何會，悉遵諭旨，宣傳天主正教，共遵一途，共守一道，毫無爭執歧異之端，而聖教之至一至聖，亦愈彰明較著焉。”

教廷態度的變化令雍正帝不滿，諭旨說： “中國有中國之教，西洋有西洋之教；彼西洋之教，不必行於中國，亦如中國之教，豈能行於西洋？！”

之後雍正帝載此下令禁教。而乾隆時期，傳教士雖在宮中受到很高禮遇，但仍不能在華展開傳教。嘉慶、道光兩朝繼續執行禁教政策，天主教在中國只能採取地下發展的形式。

1932年，發生的日本耶穌會所辦的部分發生參拜不行禮的事件即所謂“上智大學事件”，引起了當時的的強烈反彈。時任主教 johannes ross（1875年—1969年） 為解決這一問題，遂展開對教史的研究試圖找出有利的案例和證據。結果發現1258年時教廷曾頒發一件通諭，允許教徒可以參加非基督教的儀式，由於此諭先於中國禮儀之爭，因此對重視傳統的而言，具有相當的權威性。在幾經討論之後，羅馬教廷發布通告，允許日本教徒在神社中低頭行禮，因為此舉“除了表示他們對祖國的熱愛，對天皇的忠誠外，別無他意”。

該事件為日後解決中國禮儀之爭埋下了伏筆。1934年，在日本的扶植之下登基為滿洲國皇帝，將祭孔定為強制的文化政策。梵蒂岡不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反對，承認滿洲國政權，因此再度面臨兩個多世紀以前的禮儀問題。由於滿洲國政府在回復吉林主教高德惠的訊問時，答覆曰：“尊孔儀式的唯一目的，就是彰顯對孔子的崇敬之情，絕對不帶宗教的特質。”再加上有先前日本神社事件的前例，教宗於1935年發布命令，要求滿洲國應謹慎確認祭孔無宗教特質，而神職人員在行過反對中國禮儀的宣誓之後，還應等待主教們的指導，以避免疑惑和爭執。

1939年，教宗 （pope pius xii，1939年-1958年在位）頒布“眾所皆知”（plane compertum est）：

“允許教徒參加祭孔儀式；可以在教會學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，並容許鞠躬致敬；如果教徒必須出席帶有迷信色彩的公共儀式時，必須抱持消極的態度；在死者或其遺像、牌位之前鞠躬，是被允許且是適當的。”

就這樣，1939年，羅馬教廷終於撤消對中國教徒祭祖祭孔習俗的禁令。但教廷並不承認先前相關的通諭是錯誤的，而是認為過去宗教性的祭祖、祭孔觀念，歷經數百年後已變成了世俗性活動，故可以被酌情允許。

此一宣言對亞洲內的天主教徒亦是一種解放，如越南也在1964年針對祭拜祖先、民族英雄和戰爭亡魂等事，獲得的特許。